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瓊州助學 源流久遠
來源：
作者：林可婷 2013-07-29
位于海口市瓊山區萬壽亭街的珠崖義學舊址，兩道殘墻支撐起石刻的牌匾，其上陰刻的“珠崖義學”四字還很清晰完好。
咸豐《瓊山縣志》中府城及周邊地區平面圖。 圖中城里有“瓊府學宮”“瓊山學宮”“雁峰書院”“瓊臺書院”等學校的名稱。其中西南方位有“珠崖義學”，遺址在今萬壽亭街，牌匾尚存。
文圖 海南日報記者 陳 耿
每年高考招生期間，海南總有不少寒門學子得到社會愛心人士的捐助而圓大學夢。
在資訊發達的今天，一名家境不好的考生很容易得到關注和幫助，但在古時候，最先能幫到他的，恐怕還是宗族或鄰里。
海南的文化教育事業，肇始于唐宋，興盛于明清，這不但得力于歷朝歷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視，也與民間各方力量的鼎力相助，息息相關。
在宋代的文獻中，就已經看得到海南人助學的記錄，哪怕只是蛛絲馬跡，也能讓后人看到這種支持教育的精神，貫穿了各個歷史時期。海南人資助的對象，既有官辦的府學、縣學，也有民辦的學院、社學、義學；而作為一村或一族的賓興產業和祠堂田產，其收入也對本族子弟的教育有所襄助。
連續幾天，陰雨綿綿。7月28日，海南日報記者走在海口府城萬壽亭街上，看到在密集擁擠的新舊民房之間，還佇立著兩道殘墻，墻體之間是一個石門框，門額上是一石刻牌匾———“珠崖義學”。
據查，瓊山進士、《四庫全書》編修者之一吳典，在家居喪（其父1784年去世）期間，曾捐巨資為家鄉做了很多公益事業，包括創建“珠崖義學”，讓貧寒子弟入學讀書。吳典創建“珠崖義學”的具體年份已經難以考證，但古人服喪時間為3年，他做此事當在1784年至1787年之間，1789年，吳典辭世，享年僅49歲。因此，“珠崖義學”已有220余年的歷史。
像吳典這樣捐資助學的故事，在海南歷史上極多。
“守既樂從，四鄉之士莫不奔走從事，富者樂于出財，貧者樂于出力，而宮殿益隆。”受秦檜陷害被貶海南的宋代名臣李光的這篇《遷建儋州學記》，生動地寫出了儋州人對學校、對教育重視的程度，真是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有責任。
李光于南宋紹興十四年（1144年）貶瓊州，1150年又移海南島西部的昌化軍。當時的儋州學宮日益鄙陋，搖搖欲墜，眼看就要危及周邊的民居，當地讀書人便向郡守陳適提出遷址重建的請求，得到了郡守爽快的許可。1151年，儋州學宮動工興建，第二年冬天竣工后，曾經師從于蘇軾的當地宿學王霄等人，便登門請李光寫篇“學記”。
義民建“社學”
官府配師資
《海南教育史志》的作者、海南文史專家王俞春告訴記者，元代的海南教育與宋代相比，出現明顯衰退的現象，統治者的強硬手段，如將本是民辦的書院“官學化”，書院的山長要經官方任命和備案等等，而海南人的不配合，如很少有人參加科舉考試，或幾乎無人愿意當元朝的官（“瓊人不仕元”），這些因素都使得當時的瓊州教育遜于前朝。
“即使如此，海南人對教育的捐助熱情并不消減，只是這些私人資助，都由官府掌管，沒有直接給到學校。”他說，“直到明代，海南教育如日中天，達到了巔峰，這其中有民間助學的一份功勞。”
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的社學，明代沿襲，本是公立性質的學校，由官府出面、出資挑選和延請有學行的長者，教育8歲至15歲的民間子弟，父兄不送他們入學是要受罰的，有點像現在的“義務教育”。后來由于官吏從中漁利，無錢者不接受入學，有錢者強留不放，朱元璋得知后，盛怒之下，一度勒令停辦社學，直到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才又下詔：“民間自立社學，延師儒以教子弟，有司不得干預。”
據王俞春統計，明代海南社學最多時將近200所，其中瓊山縣占去將近一半。當時瓊州府城一帶興辦社學的活躍程度，從嘉靖年間南京禮部尚書霍韜的《瓊州府社學記》可見一斑，其時有一批義民熱衷于創辦社學，造福鄉里，得到了官府的認可，知府徐乾還為他們配備了師資力量。
當時，義民潘清、楊馥之、彭盛，改“應襲書院”為“崇儒社學”；吳紹齡、林廷用、張拱，改老佛廟基為“東城社學”；馬駱、張隆、王節、蔡朝聘，建“南泉社學”；潘本泰、岑元高、謝德克，修“瓊臺義學”為“西關社學”；唐轅、潘行健、沈珊、沈玉，以五通祠的基礎建“北門社學”；千戶
劉紹勛，則改“環海社學”為“修文社學”。
民間這些助學的義舉，深得徐乾的贊賞；而徐乾為每所社學選配一名士人前去任教的舉動，也深得民心。
清代的社學更是數不勝數，僅文昌一縣，就從明代的8所發展到78所。
“義學”：
免費的教育“午餐”
歷史上，海南有一類依靠民間捐資而建的鄉村學校———“義學”，不容忽視。義學也稱“義塾”，明代萬歷《瓊州府志》稱之為“鄉義學”，一個“鄉”字，更加明確了它們存在的地域和接納的對象。
據《海南教育史志》一書介紹，海南從宋代開始就有義學，大部分是在各州縣的鄉、都、圖創辦，也有些建在城郭。它們由私人或宗族捐建，是免收學費的學校。
“義學是啟蒙教育機構，主要以兒童為教育對象，教學一般從習文識字、讀書背誦到粗通文義，讀物有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和《幼學瓊林》等。”王俞春說，“教學方式以個別教授為主，重注入，不重啟發；重背誦。不重理解；重訓練，不重興趣。義學的教師大都是科考落榜者，或是寒門儒士、貧窮秀才，他們地位低，收入也少。”
義學經費大多依靠義莊、義田，或是地方公房公款，或靠富戶捐資、捐田、捐屋來維持。文獻記載的明代海南有義學11所，其中戶部給事中、海瑞門生、瓊山進士許子偉，就曾在瓊山、儋州和文昌興辦3所義學。
清代海南義學的數量也較前朝有所增多，達到19所，范圍擴大到少數民族聚居地，如西部的昌化縣。
昌化是海南較早辦學的地方。唐貞觀二十年（646年），“晉王府參軍”王義方被貶為昌化縣丞，居瓊3年間，就熱心發展當地學校教育，使昌化子弟知書識禮，好學之風延及后世。清代，昌化士民辦學積極性也很高，創建了多所各有特色的義學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，知縣璩之璨倡建了3所義學，此后的同治、光緒年間，當地官民又創建了4所義學———眾圖義學、成德堂賓興義學、六德堂義學和王姓義學。
其中，六德堂義學和王姓義學設在今東方市四更鎮四更村。六德堂義學于1895年由附貢生吳趙蔚，廩生蒙上標、李玉棟，生員董其瑚、倪秀、彭延年6人合議，各將多年課徒修俸捐出本錢300千文營放生息，每年收利息錢60千文，作為該村兩處教學點師生的經費；王姓義學由四更村王氏祖祠廩生王棟創辦，他向族中耆老籌措銅錢120千文，作為義學每年收利的基金，請師設教，讓王姓子弟免費讀書。
祠堂田產：
富余盈利用于助學
四更村的“王姓義學”，其實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家族學校。而古代這類學校，一般設在本族祠堂，“祠堂”一度成了學校的代稱，海南話中就把小孩子上學叫做“去祠堂”，這一說法至今還停留在鄉村老人的嘴上。由此可見，祠堂對一地、一族的教育事業，作用和影響不容小覷。
王俞春說，過去，各個宗族祠堂一般都有各自的祠堂田產，出租給農戶種植，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宗祠、灑掃祖墓和續修族譜，當然也有用于資助家窮子弟讀書和遠行的款項，但所占比例不大，多是從富余的盈利部分中給付。“就此而言，祠堂田產雖然也有助學的功能，但不如賓興田產那么突出，純粹用于發展教育，培養人才。”
海南建省辦特區后，本島符姓、潘姓人家根據國家政策，要回了在海口市區的祠堂產權，建起樓房，出租或經營，每年都有不少收入，所以能對考上大學特別是重點院校的本姓學子給予現金獎勵，不失為一件好事。
除了社學、義學和賓興等助學方式，古代直到民國時期，海南民間捐資幫扶教育的方式還有多種，既對私，也對公。
譬如，明政府規定地方官辦學校必須配有“學田”，由學校招人耕種，從中收取糧食或地租，維持學校運作，學田一般由官府撥給學校，但海南民間也有人樂于捐贈田產，助學之心由此可見；清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重修瓊臺書院時，民間也踴躍捐助，時任雷瓊道巡撫費丙章在《重建瓊臺書院碑記》中寫道：“……同官率分俸助之，士之慕義者，捐輸若恐后。”
民國期間，海南民間助學之風日盛，即使是遠在海外的華僑，也概莫能外，諸多例子不勝枚舉。今年將迎來海南中學的九十華誕，90年前，當“私立瓊海中學”創始人之一、首任校長鐘衍林籌措創辦經費時，就曾經遠赴東南亞，向眾多瓊籍鄉親伸出募捐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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